再如，梳理相应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指标的分解[19]、构建耕地质量理论框架[20]、耕地质量与监控重点研究方向[21]、占补耕地的质量、生态实现平衡[22]、实施耕地多功能保护[23]的耕地保护路径研究。
如果不适用民法概括条款而直接适用基本权利，与把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指导民法概括条款的解释、间接适用基本权利，结果上并没有什么不同。[29]［德］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从国家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型，确立基本权利对社会权力的效力，是应对国家中心范式所面临挑战的有效路径，其可在基于商谈理论的法哲学层面得以证立，也具有基于社会宪治理论的法社会学基础，还具有宪法教义学上的规范依据。根据比例原则的一般原理，在必要性审查阶段，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选择最小损害的手段。（三）回应法律变迁不力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变迁必然带来法律变迁。[21]尽管对经济法、社会法的界定众说纷纭，但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来看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体现国家与私主体之间关系的涉及国家对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法律，如税法、财政法、审计法以及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保障方面的法律。[1]同时，这三种理论也都受到激烈批评。
但是，与比例原则对社会权力的约束弱化的原理相同，程序正当原则对社会权力的要求也需弱化。就此而言，构成社会权力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私主体的明显资源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其他主体处于被迫作出选择的状态。[11]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裁判，主要是民事裁判。
（矿业权的）公法性质，不如渔业权之显著。换言之，时至今日，公法私法二元论的射程基本上投射为行政诉讼的射程。[16]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关于中药品种保护权的权利性，或者说，关于《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解释，案例数量有限，且法院尚未形成统一立场。这些民事权利，或者由行政法规创设（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或者为私人经行政许可取得（如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或者其行使乃至存续受行政法的严格限制甚至决定性调整（如采矿许可的撤回所意味的采矿权的丧失）。
[33]参见肖泽晟：《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载《法学》2014年第5期。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青民终字第31号。
肯定中药品种保护权之权利性的裁判有青海金诃藏药药业有限公司诉青海久美藏药药业有限公司案一、二审判决，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宁民初字第40号。而在利益网络高度复杂化的当下，不仅各种横向关系错综复杂，而且这些错综复杂的私益又以错综复杂的形态、方式与公益（国家及其机关）发生纵向关系，点对点甚至点对面地调整纵向关系已经收效甚微。通过这种分类，可以获得一种中观视角，便于就不同类型的行政活动或不同的行政法部门展开高效的法学思考，如在组织、程序、实体规则等方面，分别对给付行政规制行政等进行类型化的观察或建构。（三）环境容量 如前所述，排污权起于多年前的行政实践，并行稳至今。
[35]孙宏涛、田强：《论矿业权的流转》，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61页。从该现象来看，本文开头所列之问题群，不仅（1）和（2）需要进一步讨论，（3）和（4）也有待追问。而在1950年，日本旧矿业法被废止。可以推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地方政府总是要在环境保护与增加利税（财政目的）之间进行权衡，只不过这种权衡并非《矿产资源法》所预定。
这一系列试点或政策最终结实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40]与西药相比，中药的特点在于：很多中药品种的处方组成、工艺制法是古籍上早有记载的，不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民事权利当然指的就是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包括公法上规定的权利。[48]在龙先法与谭德玉相邻关系纠纷上诉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民三终字第149号]中，被告修砌的自建房围墙妨碍了邻居(原告)设置排水排污设施，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以被告所建围墙侵害其排污权为由，请求法院排除妨害。
[6]结合《立法法》第65条第3款的规定，[7]这个断然的回答作为法律解释有着极强的说服力。例如，矿业权等用益物权是在分配自然资源，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是在分配智力成果，排污权是在分配环境容量。当国家允许交易排污许可时，排污权概念就诞生了。中药一级保护品种的处方组成、工艺制法不同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其所受到的特殊保护，并非基于知识产权考量（将之视为智力成果，在此基础上在激励创造与共享智慧之间权衡）。[1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桂市民初字第70号。例如，垃圾处理是一项行政任务，它服务于环境保护（公益）。
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64页。综上，中药品种保护权的权利性存疑，不论是作为公权还是作为私权。
环境容量作为一个自然科学概念，是指环境的纳污限值。[38]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这种专营地位，是为了控制中药生产低水平重复提高中药品种质量。
第一个实例是植物新品种权（《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第7项、第876条），由《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令第213号发布）创设。因为，从《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保护意图来看，认为独家生产权被侵害的企业，既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侵权企业所获得的行政许可（特别是中药品种保护），亦无权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侵权企业的侵权责任，而只能以举报等方式请求行政机关对无许可的侵权企业进行查处。
这意味着，排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个实践性概念。经济学是关注人类活动的动因的，不像传统法学那样，通常仅关注当为。[9]当时的《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已失效)第7条规定：在水源保护区和准水源保护区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可以在区、县范围内综合平衡。三、工具：分配行政的观念 为什么行政法规甚至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会以创设或消灭民事权益的方式去实现行政目的？这个问题是解答上述问题（4）的关键。
因为，对于有排污需要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而言，只要被允许和划算，他就会购买排污权以便开展相应的活动，特别是经营活动。与之相较，法学对排污权的法律性质至今争议不绝。
这意味着，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国家）无疑是强政府，甚至从其本身的目的志向性来看更像是一个经营者，与奥托·迈耶提出的企业国家观颇多契合。如果我们不想把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创设作为宪法实施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将《立法法》理解为一部宪法性法律）来处理，那么将之理解为行政法规创设的民事权利的适例就是一个选项。
[32]从王克稳教授的理由来看，其与私法学者的分歧起因于对国家所有权的性质有不同理解。但是，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非自愿许可和植物新品种实施的强制许可类似，行政法规就此所预备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当事人协商+行政裁决，而非民事诉讼。
[11]规定了排污权的政府规章有《成都市排污权交易管理规定》(2012年6月13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175号发布，2019年12月19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204号废止)。[7]《立法法》第65条第3款规定：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36]这一解释符合当时日本的法律实践，其所面对的法律框架与我国当下也相差仿佛。[30]不过，与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相关的水域、滩涂，存在集体所有的情况(《渔业法》第11条第2款)。
这些制度设计都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性。[6]方新军：《权利保护的形式主义解释方法及其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63、65页。
矿业许可就是这种国家公权的赋予行为。[1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4)桂民三终字第11号。
这意味着，这两种权利的法定化体现了普遍性，而以行政法规将之法定化则属于特殊性。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找到的解释工具是分配行政的观念。